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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0日,浙江省高院发布《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

发布时间:2012-07-12   点击率:2272
 

 

昨天(2012-07-10),浙江省高院发布了《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梳理剖析了近5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特点及发生原因。《报告》在介绍浙江省民间借贷审判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审判经验,提示借贷交易风险,并结合浙江民间融资市场现状和金融改革趋势,展望下一步的司法应对。《报告》从这些年来审理的大量民间借贷案件中列举了10大典型案例。

报告全文如下:

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

2008.1——2012.6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前 言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具有中小企业多、民间资本雄厚、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鲜明区域经济特色。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草根金融”方式,与传统金融信贷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拓宽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在实践中,民间借贷也存在交易隐蔽、风险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活动交织的特点,导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去年9月份后,温州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关停、企业主“跑路”事件屡屡发生,民间借贷尤其是涉企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危机处置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浙江民间借贷相对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总体上看,在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之间仍然缺乏稳定有效的渠道和桥梁,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和民间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今年3月28日,浙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迎来历史性机遇,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改革为浙江破解“两多两难”问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2008年以来,浙江高院党组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始终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坚持能动司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指导全省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践。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审理了一大批民间借贷案件,并结合当地特点加强对司法层面反映的民间借贷问题及审判态势的调研分析,成效显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省高院齐奇院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会提交建议,呼吁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制化。

  本报告在介绍我省民间借贷审判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审判经验,提示借贷交易风险,并结合浙江民间融资市场现状和金融改革趋势,展望下一步的司法应对,以期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我省民间融资市场在“十二五”期间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为打造浙江“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两个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审理概况

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几乎占据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案件总标的额,都远高于传统的买卖、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约占全国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间,全省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2008年,案件数量疾骤上升最为明显,较2007年增幅高达60.56%。虽然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消退,2009年案件数量增幅有所趋缓,2010年的收案数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总体案件受理数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温州等地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影响,民间借贷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扬,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较2010年增长了6.7%(见图一)。从案件标的额的增长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较2007年迅猛增长了216%,其次是2009年,较2008年增长了72.3%(见图二)。

图表一: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件)

 

 

图表二: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间借贷案件标的额(亿元)

 

从地区分布看,2008年至2011年期间,杭州、金华、宁波三地法院在收案量和案件总标的额上均居全省前三(见图三、图四)。统计数据还显示,近两年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增长较快,2011年的数据已超过台州、宁波,居全省第三位。

图表三:2008年至2011年各地区法院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件)

 

  图表四:2008年至2011年各地区法院民间借贷案件标的额(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98%和129.61%。温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区上升最为明显,增幅分别达96.42%、87.37%和57.61%。除金华地区略降0.9%外,其余地区民间借贷案件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态势。从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达到2007年以来最高点的情况看,预计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将持续上升。

(二)案件基本特点

1、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一般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多用于生活消费,是一种“熟人间的交易”,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实际上承担了担保的功能。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浙江的民间借贷逐渐转变为陌生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经营性借贷的融资渠道。浙江民营企业多以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起步,据有关部门对温州市瓯海区105家中小微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90家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占30.5%。涉企型民间借贷在数量上已远超过个人消费型借贷,从借款人、出借人到担保方,中小微企业在民间借贷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许多企业将借贷资金用于交易或经营活动。一些地方的企业和个人还专门从事“以钱炒钱、赚取利差”的资金生意,借贷资金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化、商业化特征。

2、高息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隐蔽化。近年来,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贷问题突出。由于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走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向社会公布了温州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2012年4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平均水平为21.58%。我省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达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报超过60%。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使中小微企业和私营业主不得不接受放贷人所设定的高额利息。实践中,为规避“超过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规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给法院认定事实带来困难。

3、职业化、中介化、组织化的新特征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不再只是简单的出具一张借条,借贷双方在借款时往往手续齐全,一些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担保公司或个人,都已将借款协议或借条格式化。从形式上看,不仅有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明确约定,而且对违约责任,甚至对引发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律师费都作了详尽约定。一些地方出现了专门从事放贷的职业群体,即所谓的“职业放贷人”和民间“食利”阶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种专为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趋于组织化、公开化。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充当起民间借贷双方的“资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纵信贷资金流入民间放贷以牟取利差。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也纷纷介入民间借贷。还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机构以非法集资等形式取得民间资金从事高利放贷,或以贷养贷,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体涉诉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现象严重。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中,债权人或债务人比较集中,借贷供需双方主体的重复率高,同一主体作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专门从事资金生意的职业放贷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则往往是大量对外举债的企业或企业主。有的涉众案件中,上下家之间还存在借贷资金链关系,即在直接与被告发生借贷关系的原告名下,背后还有大量实际出资的隐名出借人,这些隐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资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这类案件社会影响面较大,传导性强,易呈集中爆发态势。一旦无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积蓄无法收回,容易引发连环诉讼,产生信访、上访,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5、与非法集资等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时有交织。民间借贷是私人资本市场上自发的资金融通行为,属体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监管。民间放贷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断作出趋利性选择,在高额利息回报的诱惑下,容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民事、刑事法律关系交织的情况,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增加了难度。

(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的原因              

从案件反映的情况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浙江民间借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一旦经济形势变化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就容易引发民间借贷纠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带来的深层影响正在向纵深发展,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处于动荡之中。今年以来,我省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总体平稳,但受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一些企业出现了债务危机和经营困难,对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全省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总体依然呈上升趋势。

2、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企加剧了债务清偿风险。由于银根紧缩,融资难,浙江民间借贷普遍存在高息现象。高利率导致了大量的信用风险的产生。一旦企业盈利不佳或难以承受过高的利息负担,借贷双方就容易产生纠纷。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种手法隐瞒高息事实,进一步加剧了纠纷产生的可能。一旦企业不堪重负、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监管,乱象丛生,极易引发纠纷。浙江的民间借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加之实践中职业放贷人群体的出现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加入,民间借贷活动实际上已具有经营的性质。但由于长期游离在监管边缘,民间融资市场因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而呈现出无序乱象,如借贷形式不规范、担保不完备、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贷、违法借贷,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应对

民间借贷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浙江的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适应了多种经济成分和不同经营形式的资金需求,对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浙江法院始终密切跟踪经济形势变化,敏锐把握政策导向,稳妥应对民间融资风险。2008年4月,省高院就调研中发现的“金融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民间借贷问题凸现,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系统风险”等问题,向省委报送了《关于运用审判职能切实贯彻省委“防止我省经济下滑”指示精神的专题报告》,从借款规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贷与非法活动交织等角度提示民间借贷风险日益突出,为省委提供决策参考。《专题报告》是全国高级法院中较早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提出的司法对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全省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既加强引导规范,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又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应对借贷风险,为推进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及时调整优化工作机制,提升审判质效与司法保障水平

根据我省民间借贷纠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的商事特点,省高院出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划分的意见》(浙高法[2008]64号),自2008年4月1日起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从传统民事审判条线划转至商事审判条线主管。经过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级别管辖调整,将我省92%以上的大标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审理,绝大多数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由基层法院审理,这有利于调动当地各种积极因素,将借贷纠纷有效化解在基层。审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级法院进一步加强了监督指导力度,各基层法院也纷纷创新审判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温州两级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收案数呈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乐清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不升反降,成为温州地区唯一收案数下降的基层法院。这得益于乐清法院积极探索创新民间借贷案件的“协同处置”机制,通过“党委政府领导、专职机构指导、群众自主清理、法院协同配合”的机制运行,收结案基本能够保持良性循环,实现了民间借贷案件的动态平衡。

(二)出台适合区域特点的规范性文件,统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裁判思路

近年来,省高院围绕中小企业司法保障这一商事审判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民间借贷纠纷的审判、调研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台《金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讨论纪要》(浙法民二〔2008〕38号),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约定利率的司法保护幅度、民间借贷和赌博、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问题的处理等统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39条,对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难问题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台《关于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浙高法〔2010〕13号),就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案件中民间借贷、刑民交叉等问题的处理提出了具体意见;2010年5月,发布《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提出依法审理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审判职能的发挥,规范民间融资市场,并明确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2011年12月,召开全省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就如何看待民间借贷、民间融资问题并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提出原则意见,要求全省法院认真领会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关于民间融资问题的政策,结合形势把握好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和其他涉民间融资市场商事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处理好刑民交叉等审判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通过统一认识、统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和应对民间融资风险的工作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明确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观点,如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企业间借贷效力的认定及处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调研课题成果之一“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中也得到采纳与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借鉴。全省各地法院审结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审结的金某诉陈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涉及对借款交付事实的真实性审查问题,虽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条证明款项已交付,但600万元的巨额借款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现金来源,对现金交付原因的解释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认借款人照片错误,法院据此否定了收条的真实性。

(三)延伸审判职能,服务浙江金融规范健康发展

在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同时,全省各级法院紧扣宏观经济形势,延伸审判职能,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防范民间融资风险、引导规范民间融资发展。一是加强司法宣传。通过法制宣传、发布会议纪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发布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处理情况,积极扩大案件处理的社会教育效果,增强融资主体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风险防范的意识。如临安法院针对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交织混合的态势,制作了《民间借贷案件诉讼风险提示书》,在立案时发放给当事人,增强普通民众的法律风险意识。二是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研判,从风险防范、金融监管等角度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供党政决策参考。如玉环法院针对本县民间借贷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于2010年11月向县政府发送了《关于规范我县民间借贷活动的司法建议书》,提出六条有针对性的建议。县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并研究出台相应措施,成效明显。2012年6月中旬,东阳法院对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大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调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关于大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分析报告及防范风险的几点建议》,受到市委书记批示肯定。三是主动服务企业。如嘉兴中院与嘉兴市工商联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并开展“法官进企业”活动,及时了解企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债务风险等各种涉法涉诉问题,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建议、对策。四是参与当地政府风险处置。如温州中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参与民间非法金融活动整顿治理。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大规模民间非法金融活动处置工作。云和法院通过定期参加由县委、县政府召集的企业经营状况通报联席会议,通报重大涉诉情况,协力处置企业债务风险。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浙江法院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进一步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健康发展,为推动建设金融强省,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不断深化理念提高认识

在温州等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潮”、民间借贷引发的中小企业债务危机在我省一些地区时有爆发的背景下,2011年10月,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谈到中小企业发展和民间借贷问题时,肯定了民间借贷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以水为喻,提出处理民间借贷问题应以疏导为主,趋利避害。11月10日,央行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必要和有益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11月28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在强调加强对不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管理的同时,还就“积极拓宽民间资金投资渠道,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提出明确要求。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10日最高法院先后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和《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就当前形势下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保障。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复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中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居十二条之首。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暨推进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动员大会。2012年6月16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贯彻落实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加快实施我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推动建设金融强省,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随着政策导向的明朗化,对浙江民间融资市场的认识也在不断清晰、深化。

浙江民间融资市场目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进程不相匹配导致的“两多两难”问题。搭建平台促进浙江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有机融合,是破解两难问题的有效方法。其根本路径就是要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促进民间融资的阳光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全省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司法规制和导向作用,引导民间借贷进入正常投资渠道,既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供血”功能,又杜绝和减少其负面影响。实现“疏”与“堵”的辩证统一,把握“积极引导”与“规范管理”的平衡。

(二)紧密配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推进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是浙江金融改革创新的突破口,而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又成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借贷的司法应对,重中之重就是紧密配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推进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后,温州中院及时作出部署,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金融综合改革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出台《关于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30条,明确了坚持能动司法服务大局、依法合规重视政策、公正司法平等保护、鼓励创新防范风险等司法保障原则,部署了服务金融改革创新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的20项司法保障措施;申请增设金融审判庭,推行金融专业审判制度和专家辅助制度,建立健全金融专业审判机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今年5月,温州鹿城区法院成立我省首个金融审判庭,专门审理涉及金融的民商事案件;召开“为温州经济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在全市法院范围部署开展保护金融债权专项审判执行活动,推进司法保障金融创新和企业破产司法重整等相关工作;推行新型金融组织法官联系点制度、完善司法建议风险预警机制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司法宣传;向市委作出《关于为我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情况的报告》,提出工作建议,等等。

省高院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温州两级法院服务保障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各项工作。指导温州两级法院进一步研究司法保障举措,优化金融改革法治环境;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专业审判机制,推进覆盖市县乡三级的金融审判大格局;进一步提升与民间金融相关案件的审理水平,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进一步拓展金融审判延伸服务职能,协同当地党政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为我省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研究解决民间借贷审判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服务金融改革与发展

去年下半年以来,为及时了解掌握各级法院受理涉企案件情况及各地中小企业运行中的异常情况,省高院专门增设了《涉企信息专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密切关注当前宏观形势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疑难问题研判,统一理念和裁判思路,积极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规范发展。

省高院近期将在2009年制定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台有关民间借贷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主要针对近两年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处理思路。一是区分涉及企业的经营性民间借贷和一般的生活消费性民间借贷,妥当把握裁判规则的适用和利益平衡。在审理涉及企业的经营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既要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从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社会民生的角度,注重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对民刑交叉、利率保护幅度等一些政策性强、处理争议较大的问题,要关注政策导向,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把握好裁判尺度。对于破产企业涉及的民间借贷债务,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通过企业破产路径实现债权人、债务人、股东、企业职工等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确保各债权主体的公平清偿。尽可能通过重整、和解等手段挽救企业、保护社会生产力。二是配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及时和具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依法保护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等机构开展登记、公证、结算、法律咨询等经营行为,依法确认权利人在中心备案登记材料的证据效力,以此引导民间融资的规范发展,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三是正确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要在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和有关司法政策要求,以及2008年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的基础上,正确辨别民间借贷引发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正确运用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妥善处理惩处与保护的关系。既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也注意区别对待,分类处理。意见将就具体问题作出指引性规定。

(四)建立健全与党政部门的协同应对机制

民间借贷既涉及企业也关涉民生,还关系到社会稳定。许多民间借贷案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更牵涉到危机处置、破产重整及群体性纠纷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多方利益,仅靠司法力量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全省法院要坚持协同司法,主动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建立联动机制,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债务清理、风险处置、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化解民间融资的风险与纠纷矛盾,使民间融资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诉陈某、耀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虽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条以证明出借款项已经交付,但就600万元的巨额借款,直接以现金进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还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巨额借款的现金来源,并就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释。在出借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巨额出借款项的现金来源,且就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释前后矛盾,并辨认借款人照片错误的情况下,足以否定收条的真实性。

【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寿某向金某出具保证函一份,保证函载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陈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万元以内由耀昌公司、寿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期届满两年。2009年12月11日,陈某、金某在载明以下内容的借款协议上签字,借款协议约定陈某向金某借款600万元,陈某承诺于2010年1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3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5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8月11日归还100万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还清,金某可随时催讨,并承诺到期未还承担违约金50万元以及所有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协议第三条还约定本协议也作为借款凭据,双方一经签字盖章视为陈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币600万元,现金交接清楚,各方均无异议,陈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据。同日,陈某在载明“今收到金某现金人民币600万元整,以此为凭”的收条上签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陈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虚假诉讼的方式企图非法占有其财产。金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还款并承担违约金、律师费,耀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金某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金某有无将600万元现金交付给陈某。一、从借款的交付凭证来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条外并未提交款项交付的相应凭证。二、从借款的资金来源来看,金某前后陈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有200万元左右从其合作银行卡中取出,具体分几次何时取款记不清楚,另外的钱本来就准备在那里的,因为年底其本来就准备了很多现金”。而在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时间里面准备了600万元现金,其中150万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从合作银行的帐户中取出,另外的450万元有些是本来就放在保险箱中的现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体向谁借的则拒绝陈述。三、从款项交付的过程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丝绸公司办公室里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中10万元一捆,共60捆,分三个黑皮包装,每个皮包20捆,由陈某拿两包,郎某拿一包,但其关于如上现金交易的过程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在现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经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额的款项竟然采取如此简便的交易方式,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四、从现金交付的原因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系在签订借款协议的当天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陈某,但是对于如此大额款项为何采取现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陈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审中,金某代理人陈述,借款时金某提出要转帐给陈某,但陈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诉讼,如转帐可能被法院冻结,故要求金某以现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金某陈述其自己觉得现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是陈某说要现金,不能转帐,并且对于陈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诉讼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陈述因陈某涉及诉讼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转帐至非陈某开户的帐户进行交付,更何况陈某是为承建耀昌公司厂房所需资金而借款,所借款项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额的款项不可能现金存放于家中,自然还是要存入银行的,故金某陈述关于陈某要求现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欢现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五、从金某的出借动机来看,也与常理不符。据金某陈述其之前并不认识陈某,只是经郎某介绍陈某向其借款后才认识,而对陈某的资信情况,只是通过介绍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实际考察、核实,对担保人耀昌公司、寿某的资信情况也未实际核实,且其表示只是为了赚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给陈某600万元。为了赚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轻率地出借如此大额的款项显然不符合其经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况据金某本人陈述,其出借的600万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为赚取2分月息,通过向朋友借款来出借给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显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六、关于金某是否认识陈某、寿某。第二次庭审中在陈某代理人当庭提交一组照片要求金某辨认哪张照片是陈某、寿某时,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两张认为是属于陈某与寿某的照片,但是事实上金某辨认错误。金某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认不出来,但是在辨认阶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编号。如果其无法看清照片的话,对下面细小的编号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显然,该解释不成立。对于担保人寿某,因金某只见过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认正确尚可理解的话,但对于向其借款600万元且两次会面超过两个小时的借款人都辨认错误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认识陈某,对此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金某并未见过陈某本人。综上,金某主张现金方式直接交付给陈某600万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应的交付凭证,结合其庭审陈述亦不足以证明其与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已将600万元借款交付给陈某的事实。因此,金某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金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就当事人所争议的本案所涉600万元借款有无交付问题,虽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时间相同的借款协议和收条以证明已经交付,但在以600万元现金直接进行交付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600万元现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现金来源,且其在一审中就该两问题前后几次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金某虽主张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却将陈某的照片辨认错误,将一张明显比陈某年轻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认为是陈某的照片,说明金某其实并不认识陈某,由此,其关于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的主张不能成立。金某上诉主张,用以对比照片的陈某的户籍资料未经其质证,但一审庭审中,陈某的委托代理人将陈某的户籍证明原件作为了证据出示,金某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只是辩称自己是老花眼,因没有带老花镜,所以对照片辨认不清。综上,金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叶某诉曾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确要求以受托人为借款人的,虽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但不应由委托人来承担还款责任,而应认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二、借款人对借款交付的金额有合理异议时,应由出借人对所主张借款金额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联系叶某,意向叶某借款,由曾某作担保人。当晚写借条时,叶某提出,曾某是公务员有稳定收入,潘某则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经潘某向曾某请求,曾某同意作为借款人,并填写借条,向叶某借款60000元,潘某签名担保。后潘某与叶某一同去建设银行取款,并在银行交付给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恋人关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时还款,故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约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曾某辨称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但曾某也承认,叶某明确要求其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而其最终也同意,可见双方的借贷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故从曾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双方都认同借款发生在12月,而非借条上载明的7月12日,但对具体日期均不能确定。叶某根据提交的银行卡客户查询单,主张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现金,是交付借款的资金来源。但查询单显示,该笔交易是发生在银行营业部窗口、现金支取而非ATM机取款,与叶某、曾某都称借款发生在晚上、是从ATM机取款的陈述不符。故对叶某该主张不予采信。曾某辩称叶某没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写材料并认可材料的真实性,该材料中潘某承认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与潘某是准备结婚的恋人,而且是一同去向叶某借款,填写借条时两人都在场,其对借款交付给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盖然性较大,故可以认定借款已实际交付40000元。对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叶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应认定叶某、曾某之间借款4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综上,对叶某要求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对能够认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余不能认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曾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二、驳回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三:庞某诉孙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借条、收条、借款协议等书面直接证据并非认定借贷关系发生的唯一依据。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只要能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基本案情】

庞某提供了与孙某之间的两次电话录音证据,孙某在录音中多次认可2万元的债务,庞某据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归还借款。孙某多次收到法院传票传唤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庞某的主张进行抗辩。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庞某主张其与孙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向孙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应由庞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时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应的借条等书面借款手续是一种已被大众熟知和认可的方式,庞某作为一名财务人员,通常来说具有比一般大众更为谨慎的注意意识。根据庞某的陈述,庞某和孙某之间除该笔借款外,其他并无经济上的往来,可见双方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据法庭调查,庞某自认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为2万至2.5万元之间,庞某将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给一个从未与之发生过经济往来的同事,而未要求对方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显然有违常理。另庞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等证据,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庞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庞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关系虽无书面借款凭据,但庞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孙某向庞某借款2万元且至今未还的事实,而孙某亦不到庭答辩,放弃了对庞某主张的抗辩权,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实的相反证据,故对庞某要求孙某归还借款2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鉴于庞某关于利息约定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对庞某要求孙某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孙某归还庞某借款2万元。

案例四:傅某诉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不能限定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单独名义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与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债务,也属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范畴。

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用于家庭经营,后向他人借款用于归还该银行贷款,该借款应认定为家庭经营所需,以此认定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开化县支行签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其后该行分别向三人发放了每人5万元小额联保贷款,共计15万元。为归还上述15万元贷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万元,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归还。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归还傅某借款15万元及利息。该笔借款发生在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0年4月7日,方某与席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0年4月16日,傅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傅某与席某、汪某、胡某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系夫妻关系且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傅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决: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本案讼争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该债务是合伙债务而非个人债务,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时方某并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傅某对方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方某主张本案讼争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债务而并非席某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故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视为个人债务也不应将汪某、胡某的负债视为方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系相对于夫妻双方负债而言,并非与“合伙债务”对应的“个人债务”同一涵义。且从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合伙之债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承担。从2009年10月18日的借条来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栏处签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对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归还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贷款的事实亦予认可,席某、汪某、胡某理应对本案讼争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从办理小额联保贷款的过程来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组成联保小组,其中任一小组成员的借款均由联保小组的所有其他成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某、叶某、范某承诺为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叶某、胡某、范某对该事实均予认可,方某虽主张在贷款申请材料上其本人的签字为席某找他人代签,但结合傅某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应视为傅某已经举证证明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五:来某诉韩某、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村委会出具证明表明借款人与其配偶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借款人多年未归家,借款人未尽家庭义务,法院经过走访了解到的情况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能相互印证。结合出借人与借款人认识、来往的过程,出借人应当能够从借款人夫妻关系的外观表象确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张借款为借款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应当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不应支持其该主张。

【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韩某向来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因贩卖茶叶缺乏资金向来某借款40万元,并承诺于2010年1月归还,然韩某至今未归还借款。韩某与杜某曾系夫妻关系。韩某自1998年离家,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不尽家庭义务,并曾因赌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处罚。韩某与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庭审中,来某变更其在起诉状上确认的借款时间,认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额为10万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额为5万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个月不到,金额为15万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个月不到,金额为10万元。二审中,法院对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会进行了走访,均证实韩某、杜某长期分居,韩某多年未归的事实。来某诉至法院,要求韩某、杜某就40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韩某认为4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观点缺乏有效优势的反驳证据证明,不予采信。韩某理应按照其承诺,在2010年1月前将40万元借款返还给来某。韩某未依其承诺返还借款的行为属违约,来某要求韩某归还40万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涉案债务虽系在韩某与杜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然现有证据显示,韩某与杜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韩某未尽家庭义务。韩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与来某开办的旅馆并不太远,韩某却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该事实也显示韩某与杜某的夫妻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涉案借款金额高达40万元,显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在第一笔10万元借款未清偿的情形下,来某又连续三次出借给韩某借款,明显也与正常的借款行为不同,然来某对此也没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在此情形下,来某有义务举证证明韩某所取得的40万元借款用于韩某与杜某的共同经营,在来某不能举证的情形下,涉案债务依日常生活经验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来某要求杜某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韩某归还给来某借款4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来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来某与韩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韩某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杜某对于韩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债务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现有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会出具证据证明韩某、杜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韩某未尽家庭义务,法院走访的结果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相关的事实。结合本案中来某与韩某认识、来往的过程,来某应当能够从韩某、杜某夫妻关系的外观表象确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来某主张本案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就韩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来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来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六:朱跃某诉朱学某、赵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亲属之间形成包括借贷合同在内的交易关系。但对直系亲属之间交易关系和债权转让关系的审查和确认,应考虑特定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关当事人应依法承担的赡养、抚养义务等具体情况。

二、处理涉及直系亲属间交易关系的纠纷时,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应更强调公序良俗的价值取向,案件的处理结果应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观念与善良习俗,优先考虑保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

三、在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和诉讼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法官应妥善行使诉讼指挥权,平衡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旧村改造过程中,朱学某、赵某夫妇为参加54平方米旧村改造安置用地的招投标,于2003年11月15日向儿子朱忠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计息,借款用于旧村改造安置建房的投标用地,承诺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书面形式要求归还借款的通知后一个月内还清;如无力归还,该建房用地使用权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权归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学某的名义分两次汇入旧村改造办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师向朱学某、赵某夫妇发出律师催款函,要求朱学某、赵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个月内归还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跃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朱忠某向朱跃某借款人民币1500000元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师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赵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递详情单上未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朱学某在快递详情单上签字签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与朱跃某达成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朱忠某享有的朱学某、赵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转让给朱跃某以抵销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赵某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跃某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朱学某、赵某邮寄了催款通知书和债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但朱学某、赵某拒绝签收。2007年9月14日,朱跃某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递详情单上未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仅有收件人签名“朱”字。另据见证人赵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给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学某、赵某夫妇已年过八旬,有四子三女,当时因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父母的赡养问题与四个儿子之间曾多次协商,考虑到朱忠某拥有加油站,资产丰厚,父母最终决定把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给朱忠某。双方约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将借条公之于众。本案的借条系朱忠某聘用律师几易其稿后形成的。现朱跃某诉至法院,要求朱学某、赵某立即归还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1796340元)。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朱忠某与朱学某、赵某之间的借款真实,依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朱忠某与朱跃某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对朱学某、赵某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据此判决:一、由朱学某、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朱跃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365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二、驳回朱跃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朱学某、赵某夫妇对2003年11月15日借条的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1365000元款项的性质及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存在重大争议。经审查,该借条反映的并不是单纯的借款关系,还与朱学某、赵某54平方米安置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及居住权相关联。朱忠某在一审用以证明已经向朱学某、赵某履行了催款及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证据——两份申通快递详情单表明邮件系由律师和朱跃某经手办理,详情单上均没有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朱学某、赵某也否认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事实。据此,本案争议的债权转让已经通知朱学某、赵某的事实不能直接确认。另,朱学某、赵某夫妇年过八旬,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54平方米安置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学某、赵某的养老栖身之所,朱忠某作为负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明知父母没有偿付能力,在律师参与下,经几易其稿,最终形成由其与父母签署约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严格违约责任的借条,后又将该债权转让给朱跃某。如按照借条约定的利息条款计算,现该1365000元款项的本息累积已达数百万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龄父母将陷于债务困扰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关行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观念。法庭不是单纯的诉讼竞技场,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始终是法院在审理本案中优先考虑的因素。综上,认定朱忠某和朱跃某之间债权转让不成立,朱跃某相应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跃某,朱忠某和朱学某、赵某之间的债务纠纷,宜通过其他合理合法途径解决。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实体处理不当,经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跃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七:孔某诉徐某、郑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在书面债权凭证中约定利息,但有证据表明债务人连续有规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借款为有息借款。

【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与孔某有借款往来,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结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从徐某处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备注:之前所打的借条全部作废,以此借条为依据。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计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归还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归还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归还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归还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归还徐某50000元,共计170000元。另查明,孔某与郑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记离婚。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条》、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等可以证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实,庭审中,徐某认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归还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归还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归还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归还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归还其50000元,共计170000元均为本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故徐某要求孔某归还58000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利息的除外。对于该项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徐某与孔某并无深交,根据常理,徐某不可能将资金无息交与孔某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应当认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该利息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因该利息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予以认可。但徐某主张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借条》中并未明确约定利息,故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暂计算至2011年8月15日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为发生时,其与郑某已经离婚,故徐某要求郑某共同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孔某归还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徐某与孔某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约定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关于利息的约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虽然徐某提供的借条并未对借款利息作出约定,但徐某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实际履行,徐某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亦可以证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连续有规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关于本案借款系无息借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八:程某诉茅某、王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保证人担保债权的数额前后记载存在矛盾,且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真实意思”的规定,从保证人是否参与借贷合同的订立过程、对借贷数额是否知晓及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目的,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判定保证人担保债权的真实数额。

【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与程某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万元,借期3个月,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茅某在保证人栏内签署了“本人同意担保三个月50元整”的意见。该借款协议签订前,茅某与程某、王某参与了借款的协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条,收到现金5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王某未归还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证责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诉讼。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茅某担保的金额是50万元还是50元。虽借款协议形式上写明担保金额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万元的事实,也为王某其他多笔债务提供过担保,应该明确担保的数额;其次,茅某也同意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如仅为王某担保50元,就失去担保的实质意义,显然协议中所定的50元是一个笔误,应为50万元。故对茅某的主张不予采信。程某请求茅某对主债务、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程某与茅某约定的担保范围是50万元,故对程某主张的利息和逾期还款违约金之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程某主张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之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茅某作为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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